“同事领导认为我不守规矩”
新京报：你的修路计划没有通过村委会、支部会、村民代表大会，是私自行为？
白彦民：当时我和会计同意，另一个成员不同意，没有形式上召开会议。可是村民都拥护，没有人提反对意见。钱是我扛的。
新京报：你也没有申请国家专项基金。为什么？
白彦民：申请项目基金比较难。村穷，干部也穷。如果没有关系，可能三五年也申请不下来。
新京报：选举结束的第二天你就开始修路，是为了政绩吗？
白彦民：实际上，2008年，第六届村民委员会选举，我上任以后就把弯弯曲曲的小路改造成一条宽的大路。
新京报：那次修路的钱哪里来的？
白彦民：我们村很穷，施工队到镇里一打听，没有这样一个国家项目，怕我们村付不起钱，就停了。后来是我朋友的朋友借的。3.9公里夯道欠了六十多万块钱,村里扶贫款等资金还了十来万，还剩五十多万的外债。
新京报：有人说，你这样做不顾及同事、领导的感受？
白彦民：在村里和乡里，（同事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干部。村里没有钱，很多事儿都是干部不愿意承担的责任。三年又三年这样过去，村里就没有变化。
“还不上欠款，还要去卖艺”
新京报：你出去乞讨，家人同意吗？
白彦民：我老婆天天在家里哭。我是穷人，家里连院墙都没有。我还能顶得住。女儿读书的生活费到现在还没交。老是说我是骗子，骗了她。我没办法，村里穷，家里也穷。
新京报：村里人都知道你去乞讨吗？
白彦民：大多数不知道。我回来后，有老人看见我就哭。说你不要做这么丢人的事情，乞讨让我们去都行。看他们这样，我压力更大。
新京报：是修路的压力，还是还钱的压力？
白彦民：还钱。我现在通过新闻媒体说出这事儿，政府会不会不给我们拨钱了？我对这六十多万很是难受。我给镇长道歉了，以后不会做对政府有负面影响的事儿。可我心里还是很纠结。我即使给领导跪下来了，领导还是不会把钱都给我。
新京报：那你打算怎么办？
白彦民：实在不行，我再想别的办法乞讨。我会用鼻子写字，去卖艺。有可能今年我还是不能在家过年，什么时候把钱还了，我才能回家过年。我对债主说，钱会还你，政府会还你。说这话，我心里很慌。路修成了，钱还不了，还是我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