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景谷县一中三名高中学生用纸碗和塑料袋提饭到教室，学校决定将三人开除学籍，并降为借读生留校察看半年，其中两人的补助金也被撤销。”——这样荒唐的处罚不是来自滑稽喜剧，而是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例。
据南方都市报11月29日的报道，云南景谷县一中的三名高中学因为把纸碗和塑料袋提饭到教室，被学校予以开除学籍。此外，用手机、玩电脑、抽烟喝酒、上课睡觉、考试作弊、周末睡懒觉等，都会被“开除学籍”，甚至“碰铁门”也将受到同样处罚。这样“严格”的校规不免显得小题大做，更不禁让笔者产生了一种疑问：这还是“教育”吗？
“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学校不是监狱，并不需要实行高压的管理。景谷县一中的三位学生因为带饭进教室就被开除学籍，这样“严格”的规定几近苛刻，而这种苛刻也让笔者联想起武则天实行的“酷吏政治”。在武则天统治的初期，为了加强自己的对社会百姓的统治，起用了大批的酷吏。这些酷吏对百姓实行了残暴极恶的统治，虽然这样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使得当时的社会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严重激发了社会矛盾。对于景谷县一中用各种苛刻规定规范学生的做法，其实就是另一种“酷吏政治”。在这样苛刻规定控制下的学生，表面上个个表现得 “端端正正”，然而内心却严重排斥着这样的规定，甚至排斥这样的学校。久而久之，学生和学校便成了对立的双方，而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之下，学生有如何能够正常地接受学校的教育呢？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学校当然需要规章制度，但重要的是在于如何把握制度的“度”。学校的目的在于“育”人，不在于“训”人，更不在于把教育学生当成“统治”学生。规章制度的制定只是帮助实行教育的其中一种手段，而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教育与感化”。如果学校只是一昧地依靠通过制定各种规定来“控制”学生，那便是对教育的一种本末倒置。
《礼记》有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从古至今，教育的目的都在于“育人”，都在于让学生成为有“德”之人。 学校作为让学生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更要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让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学习做人。然而，现实中有许多的学校却为这种“宽松自由”砌上各种条条框框，甚至制定出许多“奇葩”的校规，让“训人”代替“育人”；让“控制”代替“教育”，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