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酒店经理正在向客人介绍小姐价格 视频截图
黄金时代
太子酒店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酒店的法人代表是梁灶暖。这个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名字，正是梁耀辉之父。梁父80多岁，耕田人出身，文化不高，太子酒店的法人代表显然只是挂名。
“东莞很多企业的法人代表都不是老板，只是职业经理人。有些老板找自己的岳母、小舅子当法人，自己不出面。”许青梅是东莞人，大学毕业后在东莞一家本土银行工作，跟东莞企业家有业务往来，深谙东莞富豪的行为方式。“这样有两个好处，”她说，“一个是不让别人知道企业是他的，另一个是不用承担责任。”这反映了东莞富豪低调的性格特点，当别人努力想在富豪排行榜占据一个好名次时，东莞富豪却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一不小心变成首富，树大招风，风险和责任找上门来。
深层次的原因是，东莞富豪对资本原罪有意无意的规避。“很多老板都知道，自己的钱或多或少都是不干净的。”色情业在东莞酒店的长期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东莞老板不愿出名的原因。
很少有地方像东莞一样，酒店跟色情紧密捆绑如同连体婴儿。考察东莞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史和酒店发展史，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1980年代的东莞酒店业，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入90年代，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使东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的前沿，制造业勃兴，港台客商涌入，每年50多个大型会展，对高端酒店业产生了强劲需求。
从1995年至2008年金融风暴之间，是东莞酒店业的黄金时代。1996年，东莞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银城酒店，由建设银行投资兴建，迅速成为东莞地标。同一时期，东莞民营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马不停蹄地杀入酒店业。东莞本土的三正集团、富盈集团、宏远集团，分别投建了三正半山酒店、富盈酒店和宏远酒店。
如同福建莆田人建医院一样的狂热，东莞人有钱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建酒店。
据东莞旅游局统计，东莞饭店产业集群中，共有超过400亿的民营资本投入，占东莞整个饭店投资的95%。创造了“全球星级饭店密度之最”，至今没被超越。
“东莞老板热衷投资酒店的原因，跟‘地租经济’如出一辙。”许青梅认为，为迎合制造业，东莞人兴建了大量厂房，出租给投资者。随着1000万外来工涌入，他们又盖出租屋，租给打工者。在制造业大发展的时代，东莞人仅靠厂租、房租便可以生活富足。
许青梅的父亲把自家住宅盖到六层（政府规定七层以上楼房需要安装电梯），共有70多间出租屋，每间以200元左右的低廉价格租给打工者，入住率七成左右，每月交给街道办的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后，净收入7000多元。“这还算少的，”许青梅说，“在经济发达乡镇，有些人家每月能收到四五万元房租。”
加上集体厂房出租的分红，东莞人仅靠不动产就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东莞人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土地财富效应的中国人。
不动产投资的狂热顺理成章地蔓延到酒店。许青梅很理解同乡人心中所想，“投资贸易可能亏得一分钱不剩，酒店亏得再厉害，还剩一栋房子。”
色情业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从东莞酒店业和色情业发展的逻辑上看来，两者几乎无法脱离对方而独存。
“他们都是由制造业带来的大量客商而蓬勃发展，又在发展过程中紧紧相拥。”东莞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汤瑞刚是东莞引进的第一个法学硕士，他1991年第一次踏上东莞土地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大街上、巷子里、桥下、发廊里，已经有了很多站街女。”
酒店多了，卖淫女群体也随着酒店的等级产生分化。高级妓女服务于星级酒店。低级的仍然站街，50元、20元的都有，为低收入者提供服务。东莞上千万外来工，孤独漂泊异乡，青春被捆绑在流水线上，这些“性压抑者”也是潜在的“性消费者”，受收入水平所限，他们购买性服务的地方多半不在酒店，而是在逼仄简陋的发廊。
卖淫嫖娼属于非法行为，时刻冒着扫黄的风险。但东莞的务实精神又为扫黄提供了缓冲和保护。长期以来，当地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打击卖淫嫖娼，会打击外来客商，打击外来客商，则会打击东莞经济。”
在历次扫黄打非中，东莞确立了不伤害经济的原则。有一任东莞市委书记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干什么都不能影响经济。在金融风暴重创东莞外贸的时候，地方官员不允许任何力量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东莞经济。这就使得公安机关在扫黄时投鼠忌器，隔靴搔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