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孩子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晒谷场上晾晒的，层层铺开，翻过来滚过去。正午骄阳似火，似乎可以听见谷子被晒得“沙沙”响。我们一边拿着木耙翻耙稻谷，一边张望长满狗尾草的小路，看有没有卖货郎的身影。在那物资匮乏的小山村，卖货郎无疑是小孩心中最大的期盼，他的箩筐里应有尽有，有糖饼（我们管麦芽糖叫糖饼，后来对卖货郎的称呼也改成“卖糖饼”的），也有小玩具。隔壁有个漂亮的女孩儿总是对逗她的大人说，“长大了要嫁给卖货郎，因为有好多好吃的。”虽然引来笑声不断，倒也道出了我们这些孩子对卖货郎的期待和羡慕。

卖货郎总是人未到声先到的，他有个小铁板，敲得当当响。隔着几个大屋都能听见“得得当”“得得当”的独特声音，清脆悦耳。我有一段时间对这个被敲得“得得当”响的铁板很好奇，曾经小心翼翼地问“卖货郎”能不能借我试试，他满脸笑容，好笑地看着我把玩。我一下一下或轻或重地敲，却也只能敲出沉闷的声音。好奇地问他诀窍，能不能教我？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一起‘卖糖饼’我就教你。”话没有说完就拿着他的铁板走了，生怕我会抢了跑掉似的。此后每次来都会逗我：“阿妹，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卖糖饼？”

我当然不愿意跟着他“卖糖饼”，但是喜欢吃糖饼是真的。嘴馋的孩子们一听见“得得当”的声音，就顾不上正在翻耙着的稻谷了，赶紧跑回家去。翻箱倒柜找些破铜烂铁啊、破鞋啊、瓶瓶罐罐啊到卖货郎那换零食。当然也不可能每次都碰巧家里有坏了的可以换零食的旧物品。小伙伴们只好“急中生计”，把家里没有用完的牙膏偷偷挤掉拿去换吃的。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卖货郎忙得不亦乐乎，直到两个箩筐装满废旧鞋底和其他可回收的东西，才乐呵呵地离开。

我也效仿过这种方法，把母亲的解放鞋用剪刀剪一排洞，拿去换糖饼。当时卖货郎还嘟囔了句，“这鞋子怎么破的洞这么整齐的？”我不吭声，看着卖货郎将小铁板插入一大块麦芽糖，用小锤子敲出一小块儿，用报纸裹好递给我。手捧着糖饼，心满意足，任由那甜甜的滋味在舌尖渗透。嘴里含一块麦芽糖，是童年的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晚上等父母回来，发现我的罪行，一顿打骂是免不了的了。只求父母能够从轻发落，怎么骂都可以，只要不挨揍就行。这个小小的心愿瞬间破灭，母亲拿着从竹扫把上取下的竹子，狠狠抽在我的小腿上、手心上，热辣辣地痛。我最痛恨这种教育工具，轻巧、顺手、一抽一个准，一鞭一道血痕，打得快了还能听见“呼呼”的风声。父亲说如果敢逃跑就用绳子把我吊在门口的苦楝树上打，后果更严重。小小的心权衡利弊以后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开始是强忍着疼痛小声饮泣，慢慢地随着伤口血痕越来越多就开始放声大哭，再后来觉得自己快要被打死了哭天抢地喊救命。

母亲看到很是心疼。“以后还敢不敢不听话了？”“不敢了。”只是吃了块糖饼而已，却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人生真是太苦了。

父亲骗我说，糖饼很脏的，是用鼻涕粘在一起的，以后不准去换糖饼吃了，知道吗？我倔倔低下头，这么甜的糖怎么可能那么恶心呢？

那一天，左邻右舍都是孩子们“鬼哭狼嚎”的求饶的声音，他们和我一样“罪大恶极”，也一样“悲惨”。大人们一边打一边骂骂咧咧，以后都不准卖货郎经过。再后来，卖货郎只有挑中午大人在田里干活这段时间，躲躲闪闪地来我们村，也不敲他的“得得当”了，孩子们拿来的东西都要认真检查一遍到底是真坏了还是被小孩破坏了。有时候我会问奶奶有没有可以换糖饼的东西，她说没有。我也只好吸取教训，乖乖在一边看着眼馋。有时候我真想跟着“卖货郎”去卖糖饼算了，每天至少可以赚一块糖饼吧？

一个又一个夏天过去了，我穿着不同的衣裙回到家乡的晒谷场，这里带给我多少的欢乐和甜蜜？又藏了我多少泪滴和忧伤。只是突然间，我就长大了。

此去经年，苦也变作了甜。生活，就像童年的麦芽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