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文友自南海之滨的湛江来访，自然会谈起港城诗坛的前尘旧事，其中谈得最多的还是当年诞生在那片红土地上的名噪一时的“红土诗歌”，当然免不了会谈到“红土诗群”盟主、知名诗人洪三泰其人其诗，并由此勾起我对洪三泰的一段难忘的回忆。

洪三泰是我学习诗歌写作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与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相闻、相逢到相知的。

1980年前后，我在前途渺茫、心无所依之际开始诗歌写作。当时我在粤西北部山区某国营农场一间偏远的片区小学任教，手头没有任何可以与诗歌扯上关系的书籍可供阅读，好在学校订阅了几份报刊，其中有一份八开四版的周报《湛江农垦报》，是场部免费派送的。该报辟有“银河”文学副刊，主要发表垦区业余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表现我所熟悉的农垦生活题材，读来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令我爱不释手。洪三泰也时常在该副刊发表诗歌作品，这使我能够读到当时最优秀的“红土”诗歌，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青春的心灵开始张开诗的翅膀。

接着，我便尝试着向报刊投寄诗稿。经过漫长的努力和一次次挫折之后，我的一些小诗陆续刊登在《湛江农垦报》文学副刊上。期间，该副刊曾推出一期诗歌专版，邀请洪三泰对诗作逐一点评。我的一首短诗《夜，萤火虫一闪一闪》被安排在副刊头条位置发表，得到了洪三泰热情洋溢的赏评，这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其实，我那首小诗乃起步之作，毫无出彩之处，该报文艺编辑化腐朽为神奇，使之见诸报端，洪三泰的点评更是点石成金，可见他们对培植文学新人的良苦用心。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洪三泰是从农垦这片土地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其时已是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正在湛江农垦局挂职体验生活。在追求诗歌艺术的道路上，他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

时间到了1984年夏天，我从农场被借调到《湛江农垦报》（《粤西农垦报》前身）从事文学副刊编辑工作，正好和洪三泰同在一座写字楼办公，也同住一座宿舍楼。他一家住在一楼的一个小套间，我住在三楼的集体宿舍，大家同在一个楼梯口出入。这样一来，使我有了更多向他请教的机会，我们在一起谈文学、生活和工作，每次总离不开诗歌创作的话题。他的循循善诱，使我这位初涉文坛的后来者，有着如鱼得水的感觉。

但不久之后，我便从《湛江农垦报》调到邻市一家日报社工作，继续干文学副刊编辑的差事。在此后的一段时期，我和洪三泰鸿雁往来，互通信息，谈诗论道。同时，我先后研读了他业已出版的诗集《天涯花》《孔雀泉》《野性的太阳》，从中受益匪浅。我的诗歌作品也开始陆续在省内外的主流报刊发表。1988年，经洪三泰介绍推荐，我加入了作协广东分会。

回顾我的诗歌创作活动，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我对诗歌的创作追求受到洪三泰倡行的“红土诗”的启发和影响，大多表现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题材，充满了对土地的感恩，以及对劳动、爱情和新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弥散着阳光和泥土的气息，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地域色彩。但客观地说，这些诗歌作品，只是我文学创作活动初期的习作，除了少数写得较有新意，或者因诗中自然流露的浓烈情感而打动人心外，其余都流于表面化而显得肤浅和稚嫩。虽然有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撰文在报刊上对我的诗作给予热情的评价，但对自己这一时期的篇什，我总有一种“悔其少作”的感觉。随着岁月流转，时过境迁，我与垦区的生活渐行渐远，一个全新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在我的眼前渐次展开。我知道，作为一个农垦生活的热情的歌者，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在我生活的新的城市——南方油城，我带着热情、感激和冲动开始了新的歌唱，这一时期我创作的大量讴歌油城的诗歌作品，先后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中国石化报》等报刊发表。而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朦胧诗潮的汹涌而至，我一时无所适从或难以接受，在迷惘中感到诗坛已没我什么事了。从此，我渐渐淡出了新诗的写作，转而进行散文诗和散文的探索、耕耘，我的业余写作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如果说，我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有一点可取之处，获得一些聊以自慰的成绩，那么与洪三泰的指引、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也算是一段师生情缘吧。

在我的印象中，洪三泰性格随和，待人热情可亲，举手投足间透出温文尔雅的诗人气质。从他身上，我更多地看到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憨厚质朴，而不见恃才傲物、踌躇满志的才子习气。他的平和、低调带给我深刻的影响。这使我想起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我和洪三泰自港城一别，此后相隔一方，竟无缘一面。虽然期间他曾有过一次油城之行，与本地的文学爱好者交流诗艺，却因阴差阳错、人事阻隔，使我与他失之交臂。那时我在报社分管采编工作，业务繁忙，加上业余爱好的转移，已多年疏于文学创作，和洪三泰也已失联多年，之后我和他一直没有互通信息。我想，凡事顺其自然就好，缘来缘去，原是世间常事。只是，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他对我以及其他文学新人曾经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而此刻，我读着他写给我的一封封来信，其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眼前，不禁内心一阵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