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作家张海迪在写给史铁生的信中说：“近年来，我已很少能被一本书感动。我有时甚至怀疑，是我对文学冷漠了吗……我们的心其实是渴望被感动的。”

正是在“渴望被感动”的意义上，杨朝卿先生的散文集《故乡一夜听鸟语》是很值得推荐的。因为该集子以91篇精心编撰的乡土叙事，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精神原乡。

首先是感官地图与情感密码。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知觉包含思维”。不同的受众能够根据画面的色彩、线条、形状得出不同的结论。杨朝卿的乡土书写首先体现为对记忆的精微雕刻与审美重构。在《故乡一夜听鸟语》《蛙声》等篇章中，作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乡土感官地图——听觉（鸟语、蛙声、坠子戏）、嗅觉（槐花香、葱花面、绍兴老酒）、触觉（黄土地、紫藤萝、长寿阁）、味觉（酥油饼、红芋、沙瓤西瓜）等多重感官体验交织成网，使抽象的乡愁获得了具象化的表达。例如将夜鸟的啼鸣比作“故乡的心跳”——布谷鸟“呱—呱—呱—咕”的叫声让人浮想联翩；“咕咕—咕”的斑鸠音质低沉浑厚；“叽叽喳喳……”的喜鹊清脆快捷；“呱—呱—”的水鸡节奏缓慢而单调，而黄鹂婉转悦耳的叫声居然是七字句“吃桑葚子变马猴”——“归来鸟遗声，犹胜人间曲。”众多具有常识性又令人感到异常美丽的描述，展现出人类通过耳朵和眼睛感受美丽的能力。

尤为珍贵的是，杨朝卿的乡土记忆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现场感。《赶庙会》《杀年猪》《剪窗花》等篇章犹如一帧帧动态影像，将民间的“拉洋片”、牲口市上“递码子”“杀猪的全套流程”、灵芝婶手抄剪刀“裁龙剪凤”等场景一一精确记录，既是对农耕文明物质实践的忠实再现，也暗含了对劳动伦理的温情礼赞。这种“深描”式的工笔画写作，使他的散文又具有了民俗志的文献价值。“生命之树长青”，“鲜活”随时随地皆有，无奈绘写到“活灵活现”何其困难！

其次是视角转换与结构创新。在叙事层面，杨朝卿展现了娴熟的技巧与自觉的创新意识。《童年纪事二题》《儿时的“百草园”》用的是儿童视角——“只要一伸手，金苹果就会落下”。而《父亲是块无字碑》《老伴儿的杏缘》则转为成人视角，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展开生命沉思。在结构艺术一端，杨朝卿突破了传统散文线性叙事的窠臼，创造出多种结构模式：《那山·那水·那云》采用空间蒙太奇手法，通过地理景观的切换呈现情感节奏。《尘封的记忆》运用意识流技巧，让记忆碎片自然浮现。

散文意象的营造上，杨朝卿构建了完整的“农耕意象谱系”。《傻蛋》中，傻蛋赶着牲口拉着打地滚去压地。《我爱家乡的黄土地》中，“我”手持长鞭吆着牛歌站在耙上耙地。《麦收时节》中，有着对打场场面的描写：起场时，一家老少齐上阵，使用木杈、镰槌、扫帚，挑的挑，打的打，翁的翁——赋予这些农具以超越实用价值的精神象征，强调了农具作为连接天地人的文化媒介的作用，不是对于农耕文化有多年的切身体验，断然写不出此类的感觉。可以说，这种意象经营，使他的散文获得了器物考古学般的文化深度。

第三，民间智慧与精神原乡。费尔巴哈说过：“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从文化维度审视，杨朝卿的散文创作实质上是乡土文化基因的当代传承，是历史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立此存照”。例如在《夏邑县二夹弦》等篇章中，他对地方戏曲、民间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文学存档。更为深刻的是，杨朝卿通过《“家风家训”之我见》《母恩如山》等文章，系统梳理了乡土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他将母亲的形象塑造为传统美德的化身（《母恩如山》），将家风解读为“看不见的文化DNA”——这种对伦理资源的文学开掘，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深刻变革，杨朝卿的散文体现出清醒的辩证思考。《又到一年柳绿时》等篇既描绘了新农村的物质进步，也记录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呈现出更为复杂真实的历史质感。

还有一篇不属于“农耕”的文字《我见到了刘绍棠》，让笔者想了好久。如今的当代文学史已经极少见到“刘绍棠”的名字。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发烫”的名字——笔者至今还记得初读《蒲柳人家》的激动。1993年，北京的“第二届全国文学创作笔会”上，刘绍棠对杨朝卿说：“创作要从自己身边写起，写你们熟悉的生活。我写了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大运河，都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北京市通县儒林村。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能在那里找到原型。”而刘先生为杨朝卿题写的“扎扎实实做人，勤勤恳恳为文”12个字，应该是所有文学创作者与爱好者的座右铭。

读杨朝卿这本散文集，笔者常常记起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后者从新疆的“驴子的世界”上升到了哲学思辨。而杨朝卿则更注重生活本相的呈现，精心地守护着农耕文明的“精神种子库”。

美学家刘成纪教授说：“由于当代社会生态灾难的出现，人们开始借助东方美学和现代生态学理论重估自然的价值。”——这就是杨朝卿笔下的“农耕美学”的价值。（《故乡一夜听鸟语》，中国现代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